文||王官令仪

... 带货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从元朝开始，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大大北移。

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72年把都城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迁到了大都（北京），此后明（除明初和南明外）、清也便一直以北京为都城。

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得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漕运路线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具体来说，就是由隋唐、两宋时期横躺的“丫”字形变成了竖着的“一”字形，这条漕运线绕过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等地后，从北京直达杭州，从而缩短了漕运的里程，也使得海运有了新的发展可能。

下面，我就来谈谈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漕运，以及漕运衍生出来的带货。

... 隋唐两宋时的运河为横着的“丫”字，元朝开始变为了竖着的“I”字

宋太祖想迁都洛阳，是漕运阻止了他

漕运是一种利用河道或海道来运输粮食的转运方式，在我国由来已久。

早在秦朝的时候，史书上就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在后来的发展中，漕运逐渐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体系，漕运的船叫漕船，漕船运输的粮米叫漕粮、漕米，运输漕粮的军队和民夫叫漕军、漕丁和漕夫，而且为方便统一管理，许多朝代还设置有专门的漕运官员，如唐朝的转运使、宋朝的发运使、元朝的都漕司正副二使，以及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等。

漕运在隋朝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隋炀帝对大运河的开凿和疏通，漕运在国家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在隋和之后的唐宋（北宋）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深居中原，整个王朝赖以立国的基础，便是富庶之地江南的粮米和财物，特别如长安、洛阳和汴京等人口繁衍的大都市，消耗非常巨大，若没有漕运的支撑，其富庶繁华也许就只是空梦一场。

唐着名文学家韩愈曾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十九是十分之九的意思，朝廷十分之九的赋税都来自江南，可见对江南的倚重。

到了北宋，由于与辽金西夏对峙需要庞大的军用开支，朝廷对江南钱粮的依赖性就更大了。

据《宋史·列传第十九》记载，宋太祖想迁都洛阳，部下李怀忠进言说：“东京（开封）有汴梁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宋太祖听了这话后，便不再提迁都之事，看来他还是深知漕运重要性的。

...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元世祖对开凿运河的建议大加赞赏

宋朝之后，“元都于燕（今北京），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

然而元初时，要运送江南的钱粮到北京却存在相当大的麻烦。那时从江南杭州等地到北京虽有大运河，但却要绕道开封，加之开封至北京段因年久失修，河道淤塞，致使不复通航。因此，为了用最便捷的方式把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联系起来，元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漕运路线。

早在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时，元大将伯颜就曾奏请元世祖说：

“都邑乃四海会通之地，贡献之入，非漕运不可……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元史·河渠一》

伯颜开凿河渠的建议受到了元世祖的极大赞赏，但因当时战火尚未平息，开凿运河之事便搁浅了下来。直到元朝统一全国后，漕运之事才重又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实行海陆并举，开辟新的航道。

...

在陆上，元朝着重开凿了从大都（北京）到山东及山东境内的运河，具体有从大都到通州（今通县）的通惠河、从通州到直沽（今天津）的北运河和从直沽到临清（山东境内）的南运河，以及从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和从东平到济州（今山东济宁）的济州河。

此外，加上南边原先可用的扬州运河和江南运河，从而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绵延1790多公里的航运大动脉。它的形成，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了自隋朝以来所开凿京杭大运河的最终形态，在此后的明清以至现代，这条运河在漕运和商业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可惜的是，元朝政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凿浚的京杭大运河虽然奠定了后继者的漕运基础，并成了举世闻名的运河，但对元朝来说，成效并不可观。

在运河通航后不久，由于天旱少雨等原因，使得水源不足，泥沙淤积，漕船不能重载，货物总是很难如期运达，于是元统治者不得不弃置河运。

... 元朝时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元朝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输方式——海运

在河运受阻的时候，元朝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输方式——海运。提出海运建议的，依然是伯颜，他鉴于河运之艰难，便向元世祖奏请，“以为海运可行”。元世祖经过仔细思量，觉得此法不错，于是“命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多石，从海道至京师。”《元史·食货·海运》

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原是海盗出身，深知海运情况，他们在招募了一批漕丁、漕夫后，便从刘家港（今江苏浏河）出发，沿海岸北上。他们一直向北到了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之后转向东北航行，在绕过成山角后，向西北航行抵达直沽（天津），然后由直沽通过河运将漕粮运送到了北京。

这是元朝的首次海运，虽然最终安全抵达了，但由于航线太过靠近海岸，漕船吃水不深、航行不快，加之还要绕行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因而费时颇久，近八个月才完成任务。这次海运之后，元统治者开始走河海联运路线，前面提到的济州河就开凿于这一时期。

然而河海联运不久，就因山东北部利津海口附近水浅，漕船难以通行而作罢了，此后，元朝又开始把目光投向海运。为了缩短航程，不再绕道成山角，元朝在山东开凿了胶莱运河，连通了南部的胶州湾和北部的莱州湾，从而使漕船可以直接越过山东半岛，取道北上。不过，航线虽然缩短了，但漕船吃水浅、运载少的缺点并没有得到解决。

... 元代开凿的胶莱运河

于是，元朝又进行了第三次海上航线的探索，这次从刘家港起航后，经崇明岛向东航行至深海，然后径自向北，到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后，转向西北，直达直沽。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它克服了水浅、路远等问题，此后“当舟行风信（季风）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食货·海运》。

海运航线确定后，元朝进入了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新阶段，每年运送至京师的漕粮开始成倍增加。

元朝第一次探索海运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罗璧、朱清等人运粮不过四万多石，到至元二十六年时，海运漕粮已达九十三万五千多石，运量首次超过了河运的年运总量。到了至元二十七年，海运漕粮近一百六十万石，创下了元世祖时期的最高记录。此后，武宗时超过了二百万石，仁宗时超过了三百万石，到了文宗时，更是创下了元朝海运漕粮的最高记录——三百五十二万两千余石。正如《海道经》中所说，“延祜（仁宗年号）以来，海道富盛，岁运三百六十万石以供京师，甚为便宜。”

海运的畅通和京杭大运河的凿浚（元时运河虽不利漕运，但商船等小型船舶亦往来不绝），极大地保证了元大都对的漕粮和其它物资的需求，从而巩固了元朝的统治，促进了首都的繁荣。

... 元朝时的海运路线示意图

海运激活了沿海港口城市

元朝时，“大都为天下商贾辐辏之所，举凡海内外各地所产珍品异物，均汇集于此，辇谷（毂）之下，人口殷庶，冠盖云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市廛（民居）栉比，宫城附近，居民制造百物，专营宫中，以供御用，熙往攘来，状甚繁忙。至于城外，则繁华尤甚于城内，商贾既多，游宦寓公尤众，其间家室建筑之美，池馆台榭之胜，堪与城中颉抗。”（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元大都城内城外这种繁华富庶、商贾云集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河运和海运的功劳，河运使南方及海外的奇珍异宝出现在了京城的大街小巷，而海运则把江南的粮米装满了大都的粮仓。

河运和海运的兴起，也带动了南方沿岸城市的发展。要说大都是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话，那么泉州则是南方城市中的翘楚了，而泉州的发展壮大无不与运河有莫大关系。

... 海运激活的城市——泉州

泉州自北宋时设置市舶司以来，贸易就极为繁盛，到了元朝，更是发展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大港口城市。

据当时曾在元朝任官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

“泉州一港，印度商船来者频繁，输入香料及其他珍异，中国南部商人来此者极众，外国输入之无数珠玉及其他物品，均由彼等分配于南部各处，余敢断言亚历山大以外之商港，为有胡椒船一艘入港，以供耶稣教国，此泉州港必有百艘（或以上）之胡椒船入口，此港盖世界两最大贸易港之一也。”

除了亚历山大港外，其它世界各商港的吞吐量还不及泉州的百分之一，可见当时泉州的盛况。比马可·波罗晚一些的阿拉伯人伊本·巴都在他的游记中也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之最大港，余见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

然而，元朝虽有大运河和海上航线连接南北，有泉州和大都这样天下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其短暂的统治（不过百年）注定了漕运和商业都无法长足发展，它所开创的发展局面将由明朝继承，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将成为明、清漕运的基础。

... 元朝时，泉州港为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

朱棣迁都北京后罢海运，重启河运

明朝初年，北方仍有战事，军饷开支很大，所以南北的漕运（海运为主）极为重要，后来随着战事的平息，北边漕运开始渐趋衰落。

到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燕王出身的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元亡之后，明太祖改大都为北平），露出迁都迹象。在此后的十几年内，随着北京宫城的营建，南北漕运又开始活跃起来。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南北漕运这才恢复了昔日的繁忙。

明初的漕运以海运为主，但海运风险大（特别是山东成山角一带），漕粮常常损失近半，所以明朝统治者又把目光转向了河运。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决定整治大运河淤塞严重的会通河段，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

宋礼以“民夫三十万，用工百日修成”。（《明史·河渠志》）会通河疏通后，漕运效率显着提高，于是，在永乐十三年的时候，便“由河运转漕，遂罢海运。”（《明会典·河渠五》）

海运废止之后，河运繁荣了长达四百余年，一直到清道光年间，漕粮皆由京杭大运河输送进京。

至此，元朝凿浚的京杭大运河这才发挥出巨大潜力，明代史学家陈邦瞻评论说：

“（运河）元人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国朝益修理而扩大之。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石焉，盖十倍之矣。”《元史纪事本末·运漕》

... 明朝的时候，京杭大运河才有恢复了昔日的繁忙

明清漕运新变化：带货为王

从明朝到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漕粮能够顺利运达，对漕军、漕丁实行了一些抚恤政策，即允许漕丁在运粮的同时，可以在漕船上夹带一定数量的土宜（土特产）或私人货物供沿途售卖，以增收益。

宋元以前，漕船上是禁止携带商品和其他货物的，宋朝虽破过禁令，但终因某些弊端而重新禁止了。

到了明朝，这一禁令才又被打破，“洪武（明太祖年号）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今后准此令，官府不得阻碍”。《明仁宗实录》

开始时，每只漕船上规定携带的土宜及私货不得超过十石，可实际上漕军、漕丁们携带的比这要多，到万历年间的时候，限额增到了六十石。此后，可携带私货的限额不断增加，到了清代时已高达一百八十石。明清时，漕船的载重一般也就五百石左右，而其中的土宜和私货就占了少一半。

到了清朝，漕船上夹带私货的现象更加严重，于是在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清仁宗下诏改造漕船，让其“照江西每漕船一只，准带可装300石剥船一只，以便分装土宜运具。”《清仁宗实录》

剥船是一种无自航能力的平底船，要靠漕船拖动，主要用于装载客货。一只漕船可拖带一只300石的剥船装载土宜，仁宗皇帝的这项政策，无疑为漕船带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 靠漕船拖动的剥船，是一种专门带私货的小型船 漕船夹带私货，商人趁机漏税

其实，漕军、漕丁除了自行携带土宜私货外，还常常于运河沿线各港口码头拦载客商货物，以收取运费，而商人们为了逃避关税，也很乐意让漕船带货。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四年（1824）时，漕船“近俱设有蓬舱，希图装载货物，勾通漏税”。

于是，漕运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船上装的私货比官运漕粮还多，这种状况也许对朝廷的税收和漕粮运输不利，但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却有极大的好处，天津作为运河北段的一个漕粮集散地，就是在此基础上繁荣起来的。

... 漕运带私货导致出现漏税现象 漕运激活的城市二——天津

天津在元朝时叫作直沽（明朝时改称为天津），是元代运河和海运在北方的中转点，随着元、明、清漕运的兴盛，开始显现出无比的生命活力。

天津地区原本产粮不多，连接南北漕运后，“麦则取给于河南，米则受济于苏浙，秫粟菽豆之属亦莫仰食于邻。”（高凌雯《天津县新志·物产》）

据明朝诗人王懋德在《观海于天津》中说是“东吴转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可见天津港的繁忙。

此外，漕运在保证了天津粮米需求的同时，还通过夹带私货土宜等繁荣了天津的市场。

漕运输送到天津的货物，有“沉檀珠翠来闽海”的奢侈品，也有瓷器、竹器、铁器，以及布匹、纸张、食品等生活日用品。

得益于漕运几百年的发展，天津逐渐成了北方仅次于京城的繁华都市，清朝诗人朱岷在《初到津门》中说天津是“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而同是清朝诗人的崔旭在《天津城》中也说天津“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

可见天津之繁华富庶，足以和江南的苏州、扬州等商业都市相媲美。

... 天津港如今依然是非常繁忙的港口

最后的漕运形式——官督商运

京杭大运河沿岸这种舟船往来、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一直持续到了清道光年间。

道光四年（清宣宗年号，公元1824年），黄河泛滥导致运河通航艰难，朝廷虽花费了大量资金予以整治，但收效甚微。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户部尚书英和提议说：

“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清史稿·漕运》

道光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以官督商运为主的海运就成了清朝后期的漕运形式。

官督商运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在未起航前，官方海运局先和各地商船代表签订章程，内容包括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运费、杂费和粮食损耗率的数额等，这些规定对商人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准许运粮时可装载两成免税的私货进京贸易一项，就吸引许多商船加入到了漕运队列。

合约签订后，便是装船验收，然后起航由海道运往天津，到天津后漕粮交接给天津的收兑单位，任务便告完成，此时运粮商人们就可以在天津售卖自己所带的货物了。

这种由商船运输漕粮的海运形式，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

... 官督商运情况下，商船多走海运

小结

纵观元、明、清的漕运，不管是元朝的海运为主，还是明、清的河运为主，虽历经艰险、时有变化，但其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自有漕运以来，其目的就只有一个，即为皇室和都城输送粮米和生活物资，以巩固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元明清的统治者们花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凿浚运河、探索航道。如今从京杭大运河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这些也许都是值得的，因为在漕运通畅之后，沿岸城市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造就了如北京、天津和泉州等一大批繁华富庶的大都市，其功可谓大矣！

于历史中天地，于文化中见真知。

我是王官令仪，专注文史、评论写作，喜欢就关注我吧@王官令仪话文史，我们一起品读精彩的历史故事和人物。